人们并不能够发现甚至建构一个永恒真理性的、使之可天衣无缝地适合现代法观念的法概念。

由于对这些人的法律制裁过轻，以至于使人们产生了这样一个误解：参与贿选和接受贿选不算违法，更谈不上犯罪，不用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当选民或代表不再关心选举结果的时候，或者说，当选举过程徒具形式，当原有的选举规则已经没有意义，人们会接受一种新的游戏规则，一种市场经济基本规则——等价交换。

在古希腊的乡村选举中，候选人宴请选民已成为一种习惯。所谓寻租活动，是指为了维护现有的经济利益或对现在的经济利益进行有利于自己的再分配而从事的非生产性活动。这一观点并无新意，似乎在上个世纪的中国即有人提出，认为中国民智未开，在这样一个社会不可能推行民主政治。可以说，贿选现象与民主选举制度密切相关，民主政治为贿选的滋生提供了温床，而在专制制度下，在世卿世禄的官僚任用体制下，不可能存在贿选法治是宪治的根基与先导，宪治是法治的极致与超越。

由于宪政与政治体制、政治制度扯上了关系，便产生了政治制度比较问题，进而产生了政治制度优劣之争。另一路或许是真诚的左派，其论述并非不学无术、毫无道理。作者简介：蒋清华，中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讲师。

另一方面，从形式层面来看，人们解释宪政时落脚点放在政治上，实属理所当然之事，因为宪政之政除了解释为政治，别无他解，这主要不是源于学术传统，而是源于文义。可消除宪政即限政的消极内涵。[39] 郭道晖：《三十而立：八二宪法的回顾与展望》，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6期。[13] 参见汪亭友：《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提法不成立》，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1月11日第4版。

[66] 蒋先福：《还权于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治的实践表达》，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5期。[58]董和平教授把宪治与民治视为宪政的二要素。

建国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仅有的3次正面使用宪政的情形，均是这种宪政过程论的反映：刘少奇1954年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对宪政一词的正面使用为：宪法草案……是中国近代关于宪法问题和宪政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以政治来界定宪政的做法，一方面，从实质层面来讲，有其历史必然。他提出，不能只强调宪法和国家的关系，而忽视宪法和社会的关系。但作为区别于宪政的一个概念，宪治更加凸显动态性，它就是指依照宪法所进行的治理，直接指向全面有效实施宪法，内涵清晰简洁无歧义。

早在1912年，法国公法学大师莱昂•狄骥就指出：现代公法制度背后所隐含的原则，可以用这样一个命题来加以概括：即，那些事实上掌握着权力的人……负有使用其手中的权力来组织公共服务，并保障和支配公共服务进行的义务。要有宪治，首先要有宪政，宪治是宪政的外在表现形式。概言之，在民国时期学者的论著中，宪政与宪治的区别大致在于前者侧重于政体、政治制度，更多的是静态意义。[⑧] 第三，认为学术上可用宪政一词，在政治话语中可以或者应当更换话语。

张千帆：《宪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党的十八大后，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时代任务已然展开。

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④]并且还认为，毛泽东同志1940年《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讲了宪政，如果我们今天否定宪政，就有陷执政党于不信不义境地的危险。董和平：《宪政建设要树立中国品牌》，载《法学》2011年第12期。在他人的话语体系中亦步亦趋，永远不会有文化上的创新和自主性。[⑤] 童之伟：《厘清宪政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基本线索》，载《法学评论》2015年第5期。适当的宪政理论必须着眼于设计政治制度时不仅要注意控制掌权者，而且要关注社会问题明智的解决和公民性格的形成。无论是反宪派社宪派泛宪派的众说纷纭，还是社宪派内部的反思声音，反映的都是宪政一词无法承载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共识之困境。

[88] 参见何勤华：《宪政是社会主义应当继承和发展的普世价值》，载《法学》2008年第3期。撇开其中的西宪派不论，政治立场温和的宪政至善论也对朝野形成了较大干扰。

[45]将法治提到宪治的高度。早在十年前，刘茂林教授就提出，从宪政产生的背景来看，它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有独特的价值、语境和话语。

[117]与民主、法治、人权相比，宪政是歧义最多的一个话语。——李林、肖君拥：《中国宪法的宪政取向与缺失》，载《法律科学》2003年第3期。

[42] 郭道晖：《整顿宪法秩序，实行宪治》，载《法学》1989年第4期。另一路或许是真诚的左派，其论述并非不学无术、毫无道理。梁丽萍：《厘清依宪治国与西方宪政的本质区别——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宪治国的重要论述》，载《山西日报》2015年4月21日第C2版。[62] 荆知仁：《宪法论衡》，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4页。

如需将宪政这一学术概念在政治领域使用，其正确的理解应该是掌握宪政的知识体系与学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形成政治上的范畴和理论体系。[65] 董和平：《宪政问题研究》，载《法学家》2008年第2期。

[24]中国学者强世功和美国学者Larry Catá Backer认为，冷战以来，宪政逐渐变成操控意识形态正当性话语的手段。[115]这一认识在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事实上，社宪派都认为我国已然在进行宪政建设。——载《杨兆龙法学文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

而法治的根本在于宪治。宪政从描述性概念变成以西方宪政制度为标准的规范性概念，成为建立西方霸权（准确地说是美国霸权）的话语工具。[73]韩大元教授指出：不能自我否定中国共产党人为推动宪政事业所做出的努力与贡献。[28] 国家奉行‘宪法至上、‘宪治政府。

由于宪政与政治体制、政治制度扯上了关系，便产生了政治制度比较问题，进而产生了政治制度优劣之争。可超越宪政囿于政治法、政治权力的局限。

既能涵摄宪政之良义，又可能获得官方之认同。宪法和宪政在一定时期还沦为历史的遮羞布，立宪政治的进程困难重重，立宪政治的实践丑态百出，立宪政治的成果屈指可数，所有这些似乎注定了执政者十分谨慎地对待宪政。

胡适《再谈谈宪政》（1937）一文指出：民主宪政不是什么高不可及的理想目标，只不过是一个过程。在此意义上，术语的选用问题就不是文字游戏，或许将是当代中国法学和宪法治理大业迈向辉煌的从新起点。